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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飛雄:從“抗疫名人排行榜”看言論自由和分權的首要價值(1)

May 15, 2020

周先旺是大危機的主要當事人之一,但公正的歷史家不能求全責備。他借助中央電視臺採訪的機會說出了導致武漢官民損失了二十天抗疫黃金時間的核心真相,億萬民眾由此知道了釀成此次慘重“人禍”的首要根源所在。周仍然配當此次全國抗疫名人排行榜第一名的稱號。


在中國,右派負責幹活,極左負責驕傲;右派負責實用,極左負責教條;右派負責學習借鑒全球自由市場經濟、地方分權和現代管理經驗,極左負責給自由化的成就冠之以極權統制優越性的名號。

在慘痛的新冠肺炎“國難”第一階段暫告結束之後,蟄伏數月的極左僵化勢力又開始推卸責任、重構敘事,把敬業醫生、體制內實幹家和自由公民突破極權禁錮奮勇出手、全民合力解危救難而取得的艱難成就,故伎重演地貼上“集中力量辦大事”和“制度優勢”的教條主義標籤。
但是,誰掩蓋真相、曲解歷史,誰就會遭受歷史的嚴峻懲罰。自我封閉者總會兩次跳進同一個陷阱,繼續自我欺騙者可能還會第三、第四次跳下去,而億萬民眾卻往往成為強權者釀成的這類“人為災禍”的受累者和主要承擔者。因此,為自救、自立而計,我們必須致力於揭示應對新冠肺炎第一階段的核心真相,讓其間起主導作用的深層機制得以部分復原和透明,有心的民眾可以據此在某種更充分的資訊之下繼續我們偉大的政治覺醒進程。

疫情遠遠沒有結束,“次生效應”如經濟蕭條、巨量失業、中產返貧等已成為今日中國可驚可怕的現實。而且,疫情已經擴散至全球性禍亂,構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大的全球性事件,人類社會的基本生活方式和國家間互動方式或將因此發生重大改變,國際壓力、全球製造業新一輪轉移等“三階負面效應”對於暫時緩解的中國大陸亦黑雲壓城,滾滾而來。身處大危機的“震中”,中華民族需要實現比平日更加高超、更加有效的大團結。但大團結必須是十四億民眾在人道文明、規則文明之下的大團結,必須是公民群體在獨立人格、建設性批評、自由民主共識之下的大團結,而不應是被奴役的草民虛假的思想統一,或者如同生物化學機制驅動的蟻群和蜂群式的步調一致。

古人雲:“集眾智之所成,無不為也。”但萬眾之智慧得以集成的根本前提是資訊自由、言論自由,如果萬民之口被封閉,萬民之聲無法喊出,分散的一線智慧無公共平臺呈現,更無現實管道傳播並相互激蕩,處處皆是高壓禁錮,處處恐懼彌漫、道路以目,“集眾智、集眾力”豈不成為癡人說夢?!

為了用真實立體的當下行動資訊來滋潤正在覺醒的公民們的健全理智,我在本文中推出了一個獨特的“抗疫名人排行榜”,並對入選人物事蹟進行了某種簡要的分析、評估和批評。我的評述力求客觀、審慎、包容,而且盡可能爭取講出我做出重要判斷的充足理由,而不是獨斷偏執地表達某種個人偏好。尤其重要的是,我的思維線路有著一個基本的邏輯大前提,這就是,獨立公民的自然主權視角和自覺的政治主權立場。

有人可能會說,目前是深刻批評政體錯誤和官員道德責任之際,不宜評選什麼“抗疫名人”。我的看法恰恰與此相反。平章人物是中國歷史的一項傳統,一場特大事件,必定會出若干人物,事實上也出了若干人物;此時身當其位卻又不能脫穎而出的,自身個性或心術必定存在重大疙瘩。在當下拒絕平章業已崛起的抗疫名人群像,拒絕對此次抗疫成就進行正面的建設性的總結,就直接等於把主導性議題、遼闊空間和大好資源拱手讓給極左僵化勢力,任其誤導資訊不充分和觀念迷茫的民眾。自由民主思潮要讓數億同胞真心認可,需要進入生活的內部,洞察真相並挖出事物的深層結構,處處把話說到點子上,而不是僅僅用幾條抽象原則去套紛繁複雜、無限變化的現實,給大眾一種迂闊而不切實際的印象。真相對覺醒者、正派人、實幹家最為有利,對“謊言國”、“第二次義和團運動”、教條主義最為不利,真相傳開之日即是謊言瓦解之時。而且,自由民間不可僅僅滿足于“清議”,這一代人最終要把憲政民主事業徹底做成,靠的是理想純正、厚德載物,也同時要靠高超深邃、系統均衡的操作能力。原則上,每一位胸襟開放的有心人都可以列出自己定義的“抗疫名人排行榜”,建榜、評估、論證的過程,實際上也是自己向當代人學習操作的過程。

中國應對新冠肺炎第一階段 抗疫名人排行榜

第一名,周先旺,武漢市長

1,周先旺是一位極富爭議性的人物,在今年1月23日至3月間,這位武漢市長曾經是眾多網友痛駡或嘲諷的主要對象之一。他夠資格當選抗疫名人排行榜第一名嗎?

我把周先旺列為第一名的理由是:

(1)周先旺在獲得國務院“屬地負責”這一央地分權性質的授權後,拍板做出了“封城”決定。

周先旺做出這一決定當然是基於科學家李文娟的戰略建議,但科學家李文娟的作用只在於“謀”,身為武漢市長的周先旺的作用乃在於“斷”,多中選一、果斷行動、執行到位。在1月27日接受中央電視臺採訪時,周先旺講述了他的“封城”初衷:“在人類史上大的傳染病,黑死病、鼠疫、天花曾經對人類的威脅,使人類造成的死亡是不可想像的。那麼我們今天,我們這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會不會這樣呢?誰也說不清楚。在這個時候只有果斷的關門,關掉城門,讓有可能感染的這些人封閉在這個圈裡,不要再出去傳染別人。封閉在這個圈裡住在自己的家裡,在這個城裡我也不能傳染別人,所以這就是封城的作用。”新冠病毒傳染性極強。周先旺當時掌握的資訊肯定比一般人更多,他應該知道武漢已經有數萬人(甚至更多)感染了新冠肺炎。此時此刻,可能只有“封城”這種最笨的辦法,才能防止已因“人禍”而失控的疫情變為災難性的大失控。所以,專家權力和行政權力的有效合作,即李蘭娟的“謀”、周先旺的“斷”,構成為實實在在的有效的救危之舉。

自由學者張傑指出“封城”沒有履行本來可以履行的、必要的法律程式,這一批評是很有力的。武漢“封城”決策對極其重要的程式文明的忽視,的確是一種巨大錯誤,它通向了對“戰時管理”的濫用,甚至潛在通向了未來對“軍管”的濫用,後果危甚,可以一,而不可以再。“封城”政策組合也沒有實現對七百萬民眾日常生活需求和就醫便利的切實保障,尤其是未能從法律上對過於剛性的禁令嚴重損害民眾基本人權的趨勢進行切實防範、平衡和救濟。但是,“封城”決策本身是一種重大而有效的危機管理措施,它可以算做是迫不得已、較為可行的“第三選擇”。

(2)借助中央電視臺採訪的機會,周先旺說出了導致武漢官民損失了二十天抗疫黃金時間的核心真相,億萬民眾由此知道了釀成此次慘重“人禍”的首要根源所在。

據報導,央視原定採訪武漢市一名副市長,但市長周先旺聽說後,主動要求接受採訪。看來,他在中央電視臺披露“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資訊之後,授權之後才能披露。……國務院……要求屬地負責,從這之後,我們認為我們的工作就主動多了”等核心線索,是有備而來。鑒於危急時刻法家歷來有借無辜者的人頭來穩定軍心的“小傳統”,周先旺揭露真相的行為實屬一種合理自救。現在眾所周知,1月1日國務院專家組在武漢已調查確證出現不明原因肺炎,1月3日和4日中國CDC主任高福分別向世界衛生組織和美國做出緊急通報,而本國民眾此時居然被政府蒙在鼓裡,李文亮等八位“吹哨人”更被警方傳喚而且被中央電視臺誣陷為“造謠者”,後來“人傳人”的致命資訊又被刻意隱瞞。由此可見,1月份前二十天的欺瞞行為,的確是武漢市的“更上級”有意實施了一種全域性資訊封鎖。就在這二十天內,病毒感染人數由數十數百人迅速擴至數萬人,或許更多。顯然,釀成疫情大失控的首要責任者就是實施全域性資訊封鎖的決策機制,這就是新近誕生的“無限集權體制”,它使次級、三級管理層次失去了對烈性傳染病的緊急處置權。周先旺在關鍵時刻說出了核心真相,讓全國民眾瞬間明白資訊封鎖樞紐之所在,多少人由此一夜之間成為清醒明白人,開始對“無限集權體制”進行反思和批評。在此,周先旺擺脫了官場惡習和奴性,展示了自然公民的生命勇氣。周先旺被國人視為今年“甩鍋”運動的發起人,但他的“甩鍋”實質是拒絕背黑鍋。他的“合理自救”行為客觀促進了資訊自由,但更重要的是,只有資訊自由才能説明他實現“合理自救”。
(3)在喻發勝教授建議、孫春蘭副總理決策建設方艙醫院之後,周先旺以雷厲風行的執行力,推動快速建成16座方艙醫院。

“封城”之後,早期病人數量呈“井噴式”增長,醫院卻沒有足夠床位接受,家庭聚集性感染因之愈發猛烈,患者死亡之眾令醫護悲哭,亦令舉國哀痛。有鑑於此,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喻發勝2月1日通過《光明日報》專報向中央提出操作建議:緊急徵用公共場館,建立隔離、治療、生活三位一體的“全封閉”醫療救治點。據國務院衛健委主任馬曉偉介紹,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果斷作出決策,要求武漢市立即將一批體育場館、會展中心逐步改造為“方艙醫院”。馬曉偉還在新聞發佈會上讚揚,武漢市長周先旺“承受著巨大壓力,靠前指揮、親自調動,夜以繼日組織力量施工改造火速建立方艙醫院”。媒體報導說,第一批有4000張床位的3家方艙醫院僅用了29個小時就建設完成。從2月5日開始收治病人,到3月10日全部休艙,16座方艙醫院共收治大約1.36萬名輕症病人,而且做到了零感染、零死亡,使病毒擴散勢頭得到極大的遏制。武漢市各區官員對方艙醫院建設都頗用力,但市長周先旺大刀闊斧的執行力的確大大促進了行政效率。方艙醫院後來還被正在抗疫的世界各國借鑒推廣。

值得注意的是,馬曉偉對周先旺的點名表揚別有深意。作為衛健委主任,他本人也遭遇了同周先旺一樣的舉國輿論壓力和法家“甩鍋”威脅。他對周先旺的功績的傳揚必定不為法家所樂見,這是一種難得的公正,同時也不無唇亡齒寒的考量和“背靠背自救”的深謀遠慮。“資訊自由與權力漩渦中的合理自救之間正相關原理”同樣適用于這位實幹家。

(4)此次抗疫真正足以徹底解決危機的核心決策“應收盡收,應治盡治”,由周先旺首先出手推動。這是關鍵的關鍵。

此次武漢抗疫的轉捩點在哪裡?有人說是方艙醫院的建設。但方艙醫院只是收治輕症患者,截至5月10日,武漢市確診病人50339人,累計治癒46464人,減去方艙醫院的1.36萬人,還有32864人是在主要醫院或重症醫院治癒的,而且這一部分才是真正的主體部分,真正的救急救命難點所在。還有不少人認為,“封城”就是抗疫的轉捩點,1月23日果斷“封城”,就決定了抗疫必然取得勝利。這又是一種似是而非之談。因為疫情在任何國家最終都會得到控制,但就看代價到底有多大。人命關天,如果“封城”之後武漢的應急和救治效率一直很低,導致死亡慘重,比如十幾萬或者數十萬人,那就會證明“封城”是大失敗,人們會認為不封城比封城可能效果更好。

真正找到有效阻止傳染失控和大幅降低死亡率的方略,把“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群”三原則徹底化為現實的,乃是“應收盡收,應治盡治”。這一決策,據媒體報導,是在2月9日做出的。這一天,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在武漢防控指揮部召集會議,明確提出,“將排查出的所有確診患者、疑似患者全部集中收治、分類隔離,確保應收盡收、應診盡診。”但武漢防控指揮部指揮長周先旺居然不在場,而是趕往幾所市屬大專院校,現場督導宿舍改造為新冠肺炎定點醫療點。由此,我們可以合理推論:“應收盡收、應診盡診”應該是由周先旺在昨日夜晚首先提議、得到了蔣超良的贊同的,次日二人分頭行動;否則周先旺心中無數,不可能在省委書記前來召開緊急會議時,自己卻不在場!!!蔣超良和周先旺二人應是“應收盡收,應治盡治”的實際決策者,而周先旺更是“決策者+提議者”。這一決策隨後還應得到了中央應對疫情小組組長、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批准,從而上升為國家方略。方艙醫院實際上也是從這時開始,由試點升級為大規模建設的。此前半月,全國前來支援的醫療人員在1萬人左右;此後半月,國務院緊急調集了3萬多人,前後支援湖北的全國醫療人員總計達到4萬3千人。這也有力佐證了“應收盡收,應治盡治”才是真正的轉捩點。

“應收盡收,應治盡治”決策的核心在於,擴大“應收”的外延——把CT影像確認的“疑似”患者全部收治並分類隔離,大規模徵用公共場館以急速擴建病床數量,大規模調集各省醫護人員保障所有患者得到治療。這一思路最早起源于張笑春教授和自由民間人士的緊急操作建議,但緊急操作建議僅僅是“謀”,周先旺的優點在於“斷”,而“謀”與“斷”的連線是帶有抗爭意義的言論自由。能正面接納帶有抗爭意義的言論自由所產出的前沿資訊,足以說明周先旺具有一定的開放思維和非教條的實踐理性(這當然還不是民主理念)。

幾乎很少有人想到:如果1月23日選擇“應收盡收,應治盡治”方案,就不必採用代價過重的“封城”方案!!!

按照我的個人理解,應對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優選擇是,1月1日晚緊急研判突發資訊,1月2日由湖北省或者國務院上午謀、下午斷,決策“乙類傳染病,按甲類管理”,可給出五天試錯和升級期,而不必追求一步到位。(未來的最優選擇是,由人大立法,將處置烈性傳染病決斷權交由地鐵兩公里之內的地級行政層級拍板、地級人大決議批准。)次優選擇是,1月23日開始,大規模徵用公共場館,全部收治而不必封城,可給出五天試錯和升級期。(那些專門研究危機管理的專家可以快速擬定草案,這絕不是事後諸葛亮!)這兩種選擇都做不到,就只有作出第三選擇:“封城”。在這個問題上,我仍然贊成中道操作思路,原因之一是封城僅僅只是第三選擇。

在大災突降、人心慌亂之際,周先旺居然能先後做出第三選擇和次優選擇,此人很不平凡。
(5)在災難暫告平息之後,中國民眾十分反感有人歡呼“勝利”。至少對於武漢和湖北民眾而言,此次抗疫第一階段結束不過是“慘勝”而已,旁觀者可能用大腦斷定“勝”了,但災難承受者和目睹者更多地用心肺感受到一個“慘”字。

封城後半月內,武漢地區出現了和平歲月罕見的人道慘狀:據多個民間視頻報導,不時有病人倒斃于街頭或醫院走廊。多少市民舉家被感染,有的甚至慘遭滅戶之災,一家四口染病去世的導演常凱留遺書傷痛於“一床難求”,堪稱字字泣血。殯儀館被曝屍體太多,官方需要調集若干省份的火葬隊前來協助焚燒。

這是如同戰爭一樣嚴峻的突發緊急事態,這是來真的,不是演電影。肩負種種高壓的武漢市長周先旺自然會犯下若干錯誤:在我看來,最初接受專家建議選擇“居家隔離”方案,是缺乏危機管理經驗和資訊儲備的表現,這是能力問題而不是道德問題;為避免造成更多感染而選擇停開全部公車,致使無車的患者就醫艱難,一些需要腎透析、患急性肝炎和心臟病的患者因此在隨後很長時間無法獲得急救、上醫院就診或換藥,可能導致了眾多患者的非正常死亡,這就屬於強硬過度的政策偏差,而且此事經過網路大量報導之後,政府依舊沒有及時作出有力調整——這種核心資訊回饋機制的嚴重阻塞,直接見證了極權政體下缺乏監督的權力專橫傲慢、責任缺失,包括周先旺在內的武漢市主要官員應該為此感到嚴重的良心內疚!!!第三大錯誤是封城之初口罩、防護服等基本醫療物資奇缺,導致大量醫生護士和就診人員被感染;醫院病床擴展緩慢,致使大量患者無法入院就診,急症重症患者暴死連連。這與湖北省和中央政府應急儲備嚴重不足、應急反應嚴重不力直接有關,但作為武漢抗疫指揮部指揮長,周先旺對緊急補救措施不到位,對各級官員的種種荒腔走板,對整個武漢市前半月的人道悲劇,毫無疑問負有重大責任。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周先旺是大危機的主要當事人之一,舉國滔滔批評對他有很委屈的成分,也有不委屈之處。但公正的歷史家不能求全責備,良心內疚對於有良心之人往往也是嚴厲的懲罰。將上述四大貢獻的加分與各種減分相綜合,周先旺仍然配當此次全國抗疫名人排行榜第一名的稱號。如果換上另一個人處在他的位置,似乎也很難在大關節處做出他那樣連續遞進的有效應變和改進後的高度執行效率。

新任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通過快速分組管理、加大資源下沉力度等專業行為,證明自己的確是一位有功底的管理專家。我們不能因為其“感恩論”遭到網友正當的痛駡,就磨滅了其功勞。中央指導小組副組長陳一新在湖北辛苦忙碌50天,應該對武漢真有感情,雖然實質貢獻如何,具體不得而知,但他回到京城後的言論重點強調了“市域治理現代化”而不是一堆教條,說明武漢的血淚抗疫對他的靈魂有所洗禮,善根似乎正在其內心萌發。當然王忠林、陳一新等人的思路還面臨著由法家到儒家的艱難轉型考驗(我們姑且不談走向憲政民主吧!)。
2.周先旺抗疫故事的政治實質是什麼?

首先是分權之後,地方才有了部分決策自由。近年來新興的“無限集權制”把一切權力盡可能上收,持續四十年之久的中央與地方分權、政策與執行分權被嚴重逆轉,這導致次級、三級管理層次處處被捆住手腳,各類大事要務日漸不治。僅僅只是由於出現了“無限集權制”根本無能擺平的大危機,國務院才有機會通過“屬地負責”這一中央與地方分權性質的授權,委託地方主導處置抗疫要務(“封城”由中央最後批准,“應收盡收”似首先由地方獨立決斷,中央加以擴展之),市長周先旺才獲得危急時刻的獨立決策機會,否則一切都成為空談。所以武漢市政府作出極其重要的第三選擇和次優選擇是分權的結果,而絕不是集權的結果。

其次,舉國壓力之下,形成了局部性的責任政治,這構成為大危機時刻的第一政治生態。近年來法家集團試圖通過嚴刑峻法在官吏體系內部營造行政高效,事實上卻到處遭遇軟抵抗,所謂的“懶政怠政”不是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但此次大危機早期醫院亂象環生,民眾死亡慘重,激起了舉國憤怒,通過互聯網資訊爆炸形成的強烈輿論壓力,以及壓力下法家集團急於甩鍋的次壓力,反而促成了危機時刻局部性的責任政治。這種責任政治,實質反映的是民眾主權控制與官吏治權服務之間的某種平衡,宏觀上也可看作是社會權力和政治權力之間的某種平衡,這是廣義政治分權的一大形式。在極權的中國,只有大危機時刻民眾才有機會和強烈動力衝破禁錮,形成對政府強烈問責施壓的巨大合力,其間億萬公民凝結壓力、主權性監督干預政府的仲介就是微博、微信、各種網路和紙質報刊所不斷推動的極為有限、甚至斷斷續續的自由言論浪潮。基本可以這樣說,正是危急時刻數億民眾掙扎發出的有限言論自由,才是部分責任政治的根源,而不是所謂法家的嚴刑峻法逼出了高度行政效率。

第三,周先旺對專家意見的採納,事實上屬於決策過程中謀與斷的關係,此時還沒有達到獨立的專家委員會運作中法律性的專家分權程度。周先旺接受專家和自由人士操作建議的行為之更大政治意義在於,將個人精神世界融入言論自由與資訊自由的大環境,向多元聲音開放,並從中不斷汲取立體的真知灼見。言論自由作為基本權利主要具有道德價值,資訊自由則主要具有操作價值,充分的言論自由往往可以促成充分的資訊自由流通,為管理和事功提供一線多元立體資訊、價值線路反轉和原創探索資源——這正反映了言論自由的“生產性”,而法家路線的一言堂和統一思想不可能獲得這種真正能做事、真正能解決麻煩的“生產性”,所以自我封閉的法家總是“愚民”而後“自愚”,一遇重大危難,其大腦頓成一盆漿糊,這個本性幾乎是無法改變的。

第四,周先旺的多次反抗,帶有一個正派人拒絕背黑鍋的合理自救性質,但其自然勇氣和不屈個性的背後是最為尊貴的自然主權意識。在極權社會裡,尤其是在權力漩渦中,這種自然主權意識可能只有身臨絕境之際才會沖決而出。周先旺敢於在極其被動狀態下主動借助央視說出核心真相,與近年來官場寒門子弟和實幹家群體對用人不公的普遍抵制氛圍有關,也應該與國內無形的自由啟蒙氛圍有關。這種謀求命運自主的自然主權意識,在周先旺那裡表現為“拒絕背黑鍋”,在危難之際億萬民眾那裡表現為強烈抗爭意志,二者本質是一致的。所以,周先旺的數次鳴不平,應當屬於今年舉國生命性反抗的一部分,其示範效應,在馬曉偉那裡有回聲,在高福、蔣超良那裡其實也有所展示。這些來自官場的不同聲音,實際構成為大危機時刻舉國自由言論中多元聲音之一極。當然,這些寒門子弟和實幹家群體目前的發聲僅僅限於個人合理自保,還沒有達到擔當公共道義的高度,不宜高估。但是,正派人的合理自保和不屈抗爭,往往是走向擔當公共道義的開始。

 

——轉自博訊(2020-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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