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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雾霾与政治

March 20, 2015

自中宣部封杀《穹顶之下》之日,天上的雾霾已经化作政治雾霾,雾霾从此变成了中宣部的“阵地”、党的“阵地”,得“牢牢占领”才对——别说“西方敌对势力”,就算是“人民群众”,从此也休想染指了。中宣部的手可真黑!中宣部的黑手下得可真快、真狠!


《穹顶之下》是中国第一部既严肃认真、又平心静气,既分门别类、又全面综合地把雾霾的事情——关于“雾霾是什么、它从哪里来、我们怎么办”——摆上台面、摊开来谈,而且层层递进、详加剖析的一部好片子。这是一部脱口秀风格的新闻调查纪录片,以揭黑曝丑为主,是柴静最擅长的处理手法,也是柴静最有把握的焦点题材——按习近平先生的分类方法,或许应该称之为“负能量题材”,这样的片子由柴静来拍,当然是再合适不过了。

影片大获成功,甫一播出,即轰动全国,创造了新媒体时代的大众传播奇迹。短短几天之内,网上播放次数已超过两亿,社交媒体随之一片“柴山雾罩”,各种意见争论激烈,十分热闹。“护柴派”与“劈柴派”的分野几乎完全打破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精英与民粹、左派与右派、“五毛党”与“带路党”的界线和壁垒,呈现出新的排列组合状况。A股也刮了两天“柴旋风”,几十家上市环保公司本来估值已经偏高,两天之内市值又平白膨胀了数百亿,这大概是柴静没有想到的,据说还诞生了一个新名词,叫“柴静概念股”。

以传播的速度、反响的热度、争议的烈度而论,《穹顶之下》的轰动效应堪称重大公共事件。自8964以来,似乎还从来没有一个单一的公共议题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动员起如此广泛的民众热情。别说《纸牌屋》,更别说什么“两会”,就连“打老虎”竞猜“庆亲王”,也在《穹顶之下》面前相形见绌。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柴静团队对官情、舆情拿捏到位,对国情、民情洞若观火,她觉察到了民意对雾霾的忍耐已接近临界状态,而新《环保法》和环保部的新部长对于治理雾霾的态度比其前法、前任有了很大的转变,于是她认准时机,打了一个漂亮的“时间差”,发出了一个必胜的“擦边球”;二是因为片子也确实拍得不错,柔中带刚,绵里藏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感性者颇具感染力,对知性者不乏说服力,虽然有一些人很不服气,指责其内容“毫无新意”,但能够把一堆琐碎的“毫无新意”的东西拍成一部令人动容的纪录片,诚然也是难得的功力。

当然,轰动未必正确,柴静的表述不一定很专业,事实也不一定都准确,但她点燃了议题,聚焦了舆论,吸引了关注,为推动雾霾治理开了一个好头,仅此一点,就功德无量了。

听柴静在影片里条分缕析,娓娓道来,作为观众,我的感觉一是感动,二是感谢,三是敬佩。柴静在做事,而我们这些人——包括“党和政府”、企业、公民,除了流亡海外的郑义先生等极少数生态先知之外——并没有为阻止雾霾做过些什么,所以,在柴静们的“政治阴谋”被彻底证实之前,我们其实没有资格对她横挑鼻子竖挑眼。一个有才华、有名气的好人,自掏腰包做了一件以公益为目的的好事,而且收效甚好,她应该从公民中、从社会上多收获一些赞扬。在我们这个好人好事经常不讨好、恶人恶事极少有恶报的特色国家,这样的人和事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太少。

没有人喜欢空气污染,即使是那些制造了污染或者得益于污染的人们,也不会喜欢污染,在这一点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几乎没有贫富、官民或阶级差别。人民群众讨厌雾霾,贪官污吏也讨厌雾霾,“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样讨厌雾霾,在此潜在“共识”前提之下,人们之所以忍受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坐视雾霾而不治,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一是人们不知道它有那么多害处,或者虽然知道它有很多害处,但并不认为这些害处有什么大不了——尤其是在与它所带来的眼前利益相比较、相权衡得出了忍受雾霾比治理雾霾在政治上更加合理、经济上更加合算的结论之后;二是认为它虽然有害,但它是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必经的阶段”,是进步而非落后的表征,即所谓“发展中的问题”、“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或“必须忍受的阵痛”,换言之,要富强发达就不要怕污染,污染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也不可能顺利治理的事情;三是认为不管它有多大的害处,我们现在都应该继续忍受它,因为在国际环保领域,排放被视为权利,减排被当成义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排放得更多一些、减排得更慢一些,就意味着我们从西方发达国家那里占到了更多的便宜,争取到了更多的“国家利益”,如此才更有利于实现“中国梦”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战略目标”,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更快地“和平崛起”。这些原因对于进步主义、发展主义(比如“硬道理”论)、民族主义者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

《穹顶之下》的精明之处,在于它无需将矛头对准进步主义、发展主义或民族主义,也无需以体制、以政府为控诉对象,更无需诉诸绿党式去工业化的生态主义乌托邦理想,只需全面推翻上述三种原因足矣:其一,雾霾、PM2.5对于国民健康的害处比我们此前所确信、所想象的要大得多,已经大到了人们不应该继续漠视它、容忍它的地步;其二,严重污染并非现代化的必经阶段,它本质上是管理不善、治理不良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代价,伦敦和洛杉矶的经验表明,治理污染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不仅不会中断现代化的进程,反而可以令现代化升级;其三,中国炼一吨钢、采一吨煤所消耗的自然资源和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十分可观,但其所得的利润严重不成比例——甚至不够买一个茶叶蛋、一杯饮料的费用,有些重污染企业需要连续不断投入巨额财政补贴才能勉强维持生存,因此,即便只从财政角度考虑,此种发展模式也根本不是什么“硬道理”。

《穹顶之下》所揭示的事实和真相对于专业人士也许“毫无新意”,但以其轰动效应,便可知其对广大民众而言,仍然充满了新意,绝非“老生常谈”;即使对中共当局及其大多数政府官员而言,恐怕也不无启蒙意义。这样一个视频作品,它受到没有能力移居国外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赞扬和欢迎是理所当然的,受到那些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和能源既得利益集团的非议和批驳也不足为奇,倒是先被一些通常持“异议”立场的民间人士以“阴谋论”狠批,接着又被中宣部以明显不成立的理由封禁,让人颇感荒谬,因为很明显,柴静及其雾霾纪录片对政府和民众是完全善意的,只有提示政府、唤醒民意之功,绝无反对政府、挤压“异议”之意。

一部明明拍得很不错的环保纪录片,居然引发了一大堆与环保无关的莫名其妙的议题:柴静是不是“五毛”、“自干五”或“党的心头肉”;《穹顶之下》是不是受命而为、受谁之命而为;是不是“变相维稳”;是不是配合中纪委整治中石化、中石油;是不是给新《环保法》和环保部的新部长当托儿;是不是为政府开征环保税鸣锣开道;或者反过来,柴静是不是早已被“西方敌对势力”所收买、所豢养、所操纵……诸如此类的评论,真的让人很窝心,很无语。

与民间稍嫌出格的自由批评相比,中宣部的封杀才是一招毙命,因而也更加没有道理,即使按中宣部以往的处罚标准,封杀《穹顶之下》也让人有缅甸军机“越境误炸”的感觉。因为无论是柴静,还是《穹顶之下》,其人其作品都不具有通常意义下的政治敏感性。事实上,《穹顶之下》在拍摄过程中得到了环保部门或公谊或私交的协助,我们在影片里看到,没有记者证的柴静在采访污染现场时身边都有环保部门的公务员全程伴随,似乎是在为她“保驾护航”,而她在片中并没有交待这些伴随官员是友情客串,还是出公差;影片最初两天在网上热播,显然也得益于人民网、新华网、《环球时报》等多家官方媒体协同一致的推波助澜。而柴静在影片中也客串了一把环保部的代言人,替他们诉苦、叫屈,并且借一名非法加油站业主之口,替环保部门伸手要权。这说明,柴静团队和《穹顶之下》不仅没有煽动反对政府或“寻衅滋事”的嫌疑,恰恰相反,倒是有与刚刚生效的环保新法、即将展开的环保新政一唱一和的确切意图。中宣部有什么理由封杀呢——即使按照他们任性的标准?

中宣部就是这样任性,据说封杀的理由是确保两会不受干扰。这个理由很牵强,因为让代表委员们受一点民意的“干扰”,在两会期间讨论一下雾霾的话题,也不见得就会把两会开砸了,或者反而会让两会更成功——实际上,在本次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已将环保考核悄悄升级,习近平先生也没有在分组会上继续笑谈PM2.5,他说了一个排比句,“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他还说要像“保护眼睛”和“对待生命”一样爱护生态环境,此番高论和柴静纪录片不是可以相得益彰吗?然而,两会已经开完了,中宣部的封杀理由应该过期作废了,各大视频网站的链接并没有恢复,各家国内媒体对柴片的评论也没有开禁。看起来,中宣部这一次又要把它不说人话、不办人事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了。

自中宣部封杀《穹顶之下》之日,天上的雾霾已经化作政治雾霾,雾霾从此变成了中宣部的“阵地”、党的“阵地”,得“牢牢占领”才对——别说“西方敌对势力”,就算是“人民群众”,从此也休想染指了。中宣部的手可真黑!中宣部的黑手下得可真快、真狠!什么时候环保部也能像中宣部这样眼疾手快、雷厉风行了,讨厌的雾霾大概也就不敢再来咱中国造孽了。

有些人认为民主法治国家更容易治理污染,这种观点未必正确。实际上,在扫除黄赌毒、打击黑社会、治理环境污染这一类事情上,中国式一党专制国家倒是有着自己的独特“优势”:在西方往往需要经过繁琐复杂的听证、表决过程的事情,或者需要走完旷日持久的司法程序的事情,在中国,只需最高领袖一声令下即可。比如在美国,政府不经司法程序让成千上万家私人企业停产歇业是根本办不到的,但为了实现“APEC蓝”,中国政府是必定办得到的。

然而,“后极权”也有自己的独特难题。在中国,像雾霾这样涉及亿万人民利益的公益议题最后都难免要被政治化;而一旦被政治化,中共中央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那是它的天然独家领地,任何人都必须退避三舍,不得越雷池一步。克拉玛依火灾流传下来一句名言:“让领导先走”,这大概就是“党的政治规矩”。往后,人们在谈论雾霾或者治理雾霾的时候,心里头也必须清楚:关于雾霾,我们应该“让领导先说”、“让领导先治”,否则就会激发领导的“阵地意识”,你想治雾霾,他就要治你。柴静的运气好,是因为在她进行采访、拍摄的时候,雾霾的议题即将政治化、却尚未政治化,她才有机会打了一个漂亮的时间差。现在,中宣部一插手,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再往后,如果有人胆敢效仿柴静做同样的采访和拍摄,不被有关部门当作“寻衅滋事犯”当场拿下才怪。

那么,我们以后还能看到以雾霾为主题的影视节目吗?当然,我们会看到的,不过,那将是另一种类型的影片,而不是《穹顶之下》这样表达“柴静式关注”的片子,这样的片子是注定再也拍不出来了——即使柴静再度出马也拍不出来、播不出来了。在中宣部“关注”之后,关于雾霾的影片将会是这样的拍法:一定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环保问题的系列重要论述为依据;一定要反复强调党对环保工作的高度重视和绝对领导;一定要把党和政府治理空气污染的坚定决心、坚强意志和伟大成就放在最突出的位置……如此这般,这样拍出来的片子才能符合中国政治的重口味。

                                   2015-3-18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3期  2015年3月20日—2015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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