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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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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因新冠疫情对中国索赔尽管具有法律上的可能性,但实际操作难度很大,成功的可能性较低。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办法对中国追责、索赔。国际索赔与中国的应对策略和国际社会对病毒源头以及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履职调查相关联。
纵观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国家改革成功的标志在于法治的确立。所有的社会矛盾、民族的冲突需要遵循法治的程序,人有反抗压迫包括革命的权利,在历史的一定阶段是合理的,但回过头来总结历史经验,以后解决矛盾不能再走那条路。
有一种人,你不需要了解太多,见过之后,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值得信任和托付的人。戴振亚就是这样的人。他看上去是那种非常敦厚、谦和之人,说话做事亦非常稳重。不愿夸夸其谈,唯脚踏实地做事。像戴振亚这样的当事人,更需要让世人知道他们的理念与付出,毕竟他们才是我们这个社会里,有良知人群中的大多数。
朋友的先生回到家里,发现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家喜的所有物品(手机,电脑,个人用品)都不见了。但是警察没有留下任何法律文书。朋友打来的电话,说派出所责备她先生不应走漏家喜被抓的消息,威胁不许再对此事出声,否则全家有麻烦。
朋友的先生回到家里,发现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家喜的所有物品(手机,电脑,个人用品)都不见了。但是警察没有留下任何法律文书。朋友打来的电话,说派出所责备她先生不应走漏家喜被抓的消息,威胁不许再对此事出声,否则全家有麻烦。
香港仍然实行英国殖民者的法制,超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持续了半年多,超级镇压也持续了半年多,就是压不下去。这一次香港的年轻人不受别人的操控,表现出了超级的勇气和坚韧精神。他们选择了抗争,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勇敢和坚韧。
请七位常委带头公示财产。打铁先要自身硬。带头公示财产是自证清白和垂范官场的好方式。中国财产申报的立法动议提出30余年了。是社会与正直的官员倒逼高层的时候了。愿意的人历史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历史牵着走。
今年香港危机意外爆发,极大地牵制了中国高层的精力,北京当局进退失据,疲于应对。中共国内管控失效是内生性风险,《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生效,会从外部加速这个问题恶化,因而可能减少习近平打“统一台湾”这张牌的风险。
全国人大常委会频繁释法和威胁要进行释法,这是对现有政治框架下香港法院的独立审判权的一种藐视,这一举动再一次清楚地表明中央政府背弃“一国两制”承诺的决心。只要北京政府仍然是一个不受法律、民意制约的极权政府,人们就不应该相信它所做出的任何承诺。
给港府撑腰的,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最丑恶最虚伪的独裁政权。它拥有集中在国家机器或少数权贵手中的巨大财富,拥有强大武装力量,拥有精密科技去监控人民。回顾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西柏林演讲时喊出“我是柏林人”的口号,而现在他们都喊:“我是香港人。”这也许就是香港人的力量所在。香港从来就属于自由世界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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